隋代书法艺术发展
 
    隋文帝虽然是一位干练勤奋的明君，却不太重视文化建设，所以文帝统治时期，隋朝的文化事业没有太大的发展。隋场帝多才多艺，在即位之前，曾驻扎扬州前后达10年之久，十分熟悉并喜爱南朝士族文化。即位之后，不仅大力搜罗历代藏书，还大t搜罗历代法书绘画，并设立专门的机构加以贮藏。由于场帝喜爱南朝文化，所以场帝大业年间朝廷所流行的书体是南朝绮丽风流的萧子云体。而隋代的墓志碑刻在继续融合南北，许多碑刻书法已经成为盛唐碑刻楷书的先声。
    在隋代，以书法著名的士人非常多，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智永、智果、薛道衡、赵文渊、房彦谦、史陵、释述、释特、智楷、丁规、蔡君知、刘玄平、卢道虔、杨素、虞世基、窦庆、殷肉等。他们大部分都从北朝入隋，有的人在唐代初年尚且非常活跃。
    智永以书写《千字文》名闻海内，衣钵相传，凡学习智永书法者被称为“铁门限家法”。敦煌曾出土有唐贞观年间蒋善进所临写的智永《千字文》，可见智永在唐代社会的影响。
    智果是智永的弟子，曾受知于隋场帝。唐·张怀瓘《书断》记载智果长于铭石之书，即流行于北方用于碑刻的楷书，书风瘦健，并曾对智永自称“和尚得右军肉，智果得右军骨。”非常自负。可惜今天已经见不到智果的书法作品。
    史陵在隋代著名于一时，褚遂良、唐太宗和汉王李元昌都曾以史陵为师，书风高古。宋·赵明诚《金石录》曾收录有史陵所写的《隋禹庙碑》，为隋场帝大业二年(606)立石于越州(今浙江绍兴)，并称史陵笔法精妙，不亚于欧阳询和虞世南。今天已经无法证明。
    薛道衡(540-609)，字玄卿，隋代著名诗人、文学家。在当时也以书法著名，但作品几乎没有流传。北宋内府曾藏有薛道衡《和南》楷书一帖，《宣和书谱》称薛道衡的书法“非泯泯众人之笔。”今天已不可见。
    赵文渊(深)，字德本，北周书学博士。《北史·赵文渊传》称其书法“雅有锤、王之则，笔势可观。”井说当时善于碑榜书法的只有赵文渊等人。存世有隶书《华岳庙碑》，点画古拙，将魏、晋以来所流行的隶书稍加变化，甚至融入部分篆书的成分，实际水平不高。
    丁道护，谁县(今安徽毫县)人，官至襄州祭酒从事。书法二王，平正和美，方正典雅，融合南北，可称名家。欧阳修、米萧等人都非常重视丁道护的作品.传世作品有《启法寺碑》。
    隋代书法承上启下，面目多样，许多碑刻墓志艺术水平很高，尤其是一些开启唐代楷书碑刻先声的墓志碑刻令人赞叹。在这些碑刻墓志中，《太平寺碑》、《李雄墓志》、《豆卢通世子僧奴造像记》、《李惠猛妻杨静太造像》、《七帝寺主惠郁等造像记》、《仲思那四十人造桥碑》，《桥绍墓志》、
  《王俱等四十人造像记》、《殷洪纂息仕荐造像记》、《章仇等造像记》、《曹植碑》、《张元象造像记》等隋代墓志造像题记仍然保留了浓厚的北朝书法特征，雄浑古朴，以气势取胜而略显粗糙。而《董美人墓志》、《寇炽妻敬亲墓志》、《杨居墓志》、《赵芬残碑》、《龙藏寺碑》、《李景崇造像记》、《信行禅师铭塔碑》、《张通妻陶贵茱志》、《孟显达墓志》、《卢文构墓志》、《首山栖岩道场舍利塔铭》、《大兴国寺塔铭》、《苏孝慈墓志》、《刘相v妻邹氏墓志》、《蔡夫人张贵男墓志》、《刘渊墓志》、《僧璨砖塔记》、《张乔墓志》、《宫人司仗郭氏六品墓志》、《张寿墓志》、《伍道进墓志》、《刘德墓志》、《张达墓志》、《崔玉墓志》、《明云腾墓志》、《张波墓志》、《尉富娘墓志》、《曹海凝墓志》、《牛方大墓志》、《宫人徐氏墓志》、《白件贵墓志》、《杜夫人郑善妃墓志》、《贺若谊碑》等都已经是非常标准的楷书。在这些楷书作品之中，我们能够看到几乎所有唐代楷书名家的影子.如《苏孝慈墓志》和《尉富娘墓志》的点画为欧阳询所继承，《白件贵墓志》中有欧阳通的影子，《僧璨砖塔记》是褚遂良晚期书法的先导，《龙藏寺碑》是虞世南和褚遂良的结合体，而《牛方大墓志》则是欧阳询和褚遂良书法的结合。正因为处干承前启后的转变时期，所以隋代楷书几乎无体不具，无美不备，风格多样，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研究。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中称隋代碑刻书法“内承周、齐峻整之余绪，外收梁、陈绵丽之风，故简要清通，汇成一局，淳朴未除，精能不露。”比较有见地。
      《盆美人墓志》全称《美人盖氏墓志》，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79)十月刻石。清嘉庆、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西安。其书法布局平正，界格整齐，点画方圆兼施，清丽秀媚，秀骨丰肌，既有北碑之朴质雄强，又有南朝的端庄秀丽，已经完全摆脱了北朝时期的旧风，显示出楷书艺术的新趋势、新走向，备受后人重视。
      《杨居墓志》全称《大隋前潘城录事参军杨公之墓志》，开皇四年(584)三月刻石，河南洛阳出土。结体工稳，风格峻整，楷法齐备，虽然不够雄浑跌宕，却气韵端庄，骨气洞达。
      《赵芬残碑》全称《淮安定公赵芬碑》。开皇五年(585)立。原石在陕西西安。气韵从容雅静，气息淳朴，楷法精整.康有为《广艺舟双揖》称《赵芬残碑》“字小而体画密厚，可见古人用笔必丰”，“有洞达之风”。
      《七帝寺主惠郁等造像记》开皇五年(585)八月刻石，民国初年出土于河北定州，书手为刘雅铭。结体峻整，而点画以侧锋取势，健拔刚猛，虽缺乏蕴藉之气，却骨肉停匀，颇耐寻味。刘雅铭此人在史书中没有任何记载，书法水平颇高。
      《龙藏寺碑》在河北正定龙兴寺，所以也称《正定府龙兴寺碑》。开皇六年(586)刻石。点画瘦劲，结体平正优雅，笔法方圆兼施，外方而内圆，风格婉丽清通，又不失刚健古拙，沉稳平和，是隋代碑刻的代表作品之一。清代以来，《龙藏寺碑》一直受到书家的关注，甚至被称为“隋碑第一”。《龙藏寺碑》包含了初唐欧阳询、褚遂良等数家的笔法体势，是隋代碑刻的典型作品。清代学者包世臣在《艺舟双揖》中称此碑足以继承王羲之，“于平正通达之中迷离变化，不可思议。”孙承泽称之为“唐初诸人先锋”。〔清·孙承泽《庚子销夏记》)杨守敬称此碑“平正冲和处似永兴(虞世南)，婉丽遒媚处似河南(褚遂良)，亦无信本(欧阳询)险峭之态。”(清·杨守敬《平碑记》)与《龙藏寺碑》楷法气韵相近的有《张波墓志》和《宫人徐氏墓志》。《宫人丁氏墓志》的笔法结体也和《龙藏寺碑》非常接近，只是点画更加瘦劲。
      《信行禅师铭塔碑》全称《故大信行禅师铭塔碑》，开皇十四年(594)正月刻石。碑在河南汤阴。结体端庄，楷法精熟，用笔方圆兼施，提按分明，笔锋犀利外薄，虽缺少蕴藉之气，而浑朴刚强，别有意趣，在隋代碑刻之中书法水平较高。
    《张通妻陶贵墓志》全称《大将军昌乐公府司士行参军张通妻陶墓志》，开皇十七年(597)三月刻石，陕西出土，现藏西安碑林。楷法精整，布局疏朗，气韵雍容平和，绵丽遒劲之中寓沉雄朴茂之气，为唐代楷书之先声。与其风格相近的是《伍道进墓志》和《萧场墓志》。《伍道进墓志》全称《隋正议大夫左卫将军伍恭公墓志铭并序》，大业十一年(615)三月刻石，1925年出土于河南洛阳。笔法遒劲，气韵清和，严谨方劲，窝奇险于平正之中，耐人寻味。《萧场墓志》全称《隋故秘书监左光禄大夫陶丘简侯萧君墓志铭》，大业八年(612)八月刻石，河南洛阳出土。结体平整，笔法圆浑，章法茂密，富于生机。另一件比较秀雅的作品是《刘德墓志》，全称《隋金紫光禄大夫梁郡太守刘府君墓志铭》，大业八年(612)刻石，1929年出土于河南洛阳，现藏西安碑林。字体较小，布局茂密，楷法情熟，点画遒美，非常接近于唐代楷书。《杜夫人郑善妃墓志》与《刘德墓志》的风格非常接近，而更加精良蕴藉.
      《首山栖岩道场舍利塔铭》全称《大隋河东郡首山栖岩道场舍利塔之碑》。无立碑年月，在山西永济的栖岩寺。清代学者陆增祥考定为隋场帝大业三年(607)立。楷法谨严，笔法绵密，气韵高古浑朴，点画劲健，靳钉截铁，节奏鲜明，富于形式美，为隋代碑刻代表性作品之一。
      《苏孝慈墓志》全称《大隋使持节大将军工兵二部尚书司农大府卿太子左右卫率右庶子洪吉江虔饶袁抚七州诸军事洪州总管安平安公故苏使君之墓志铭》，仁寿三年(603)三月刻石，清光绪十四年(1888)出土于陕西蒲城。书写精美，刻工精致，结体谨严，用笔犀利，方正而挺劲，神采飞动，寓冲和于阳刚之中，耐人寻味.其点画笔法和欧阳询非常接近，可见当时北方流行这种笔法书体，而欧阳询是其集大成者。与之风格相近者是《尉富娘墓志》，全称《大隋左武卫大将军吴公李氏女墓志文))。大业十一年(615)五月刻石。清同治十年(1871)出土于陕西西安。
      《僧璨砖塔记》大业四年(608)立，不知作者。僧璨为隋代高僧，禅宗三祖，其墓志书法刻工精妙，点画秀逸绝伦，开褚遂良书法之风，是隋代书法中罕见的珍品。隋代民间无名书法家艺术水平之高于此可见一斑。
    隋代隶书比较著名的有《太平寺碑》、《谢岳里妻关氏墓志》、《正解寺残碑》、《郭休墓志》、《张俭暨妻胡氏墓志》、《马少敏墓志》、《刘宝暨妻王氏墓志》、《冯夫人李玉摹墓志》、《元钟墓志》等.虽然结体大都比较端正，但点画孱弱而呆板，参杂篆书点画，缺少韵味，艺术水平有限.隶书体墓志在隋代和唐代都比较常见，水平普遍较低，缺少艺术价值。
    隋王朝的统治时间虽然短暂，却为我们留下了如此丰富的书法作品，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如果说唐王朝的辉煌建立在隋王朝所建立的良好体制和文化基础之上，唐代书法的繁荣也建立在隋代书法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良好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