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道主义的书学思想

2019-06-19 684 0 举报/投诉

圣道主义的书学思想

    汉至武帝刘彻践位,而国政大备,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决策,对汉代,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影响很大。董仲舒对罢百家、尊儒术的决策,发挥了不小的作用。《汉书·董仲舒传》: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贤良,皆自仲舒发之。

    董仲舒以三才解释万有,他说:“天生之以孝梯,地养之以衣食,人成之以丰L乐,三者相为手足,合以成体,不可一无也。无孝佛则亡其所以生,无衣食则亡其所以养,无礼乐则亡其所以成也。”

    关于人性,他的主张是以教化使人归于善。他说:

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王教则质朴不能化。
    他提倡“修己安人”。从这些观念出发,而提倡以“礼乐成人”,将艺术视为“教化”的手段,于是,便有了“乐教”、“诗教”的说法。从这个基本观念出发,便将诗、书、琴、画,视为修己、内养的必修科,通过“游于艺”,而“成于仁”,也就是人格修养的最高阶段。
    这一些主张,虽然基本上已由孔、孟、荀所莫定,但在先秦诸子,不过是思想家的倡导而已,即所谓“私学”。而至汉,一经武帝“独尊”,便带有了浓厚的官学色彩。
    两汉本少严格意义上的书法理论著述,即使从文字学角度来论述,也已算近论了。以儒学精神第一个起来卫圣道的,便是后汉灵帝时的赵壹。他撰《非草书》一篇,专以抨击草书,言辞颇为激烈。这从另一个角度去说,“草书”在当时,似已泛滥成“灾”了。从思想史角度来看《非草书》,尤有兴味。灵帝时,草书已流行。草书之产生,本为顺乎时用,似不必这样严厉地去“非”的,而赵壹竟以为草书是“背经趋俗”,不足以“弘道兴世”。他说:
夫草书之兴也,其在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所吐,中非圣人所造。
    他以为草书本是为了捷易而产生的,而当时竟去细细揣摩,这与原来的宗旨岂不相违?何况,草书“非圣人所造”,不是圣人仰观俯察所创。这里,似已反映出当时习草者已颇多,既为训练,当然难求其快。再者,也说明赵壹正统的文字观,他把文字看得异常神圣,古文皆圣贤所造,今世俗小儿,竟尔草草,这是难以容忍的。他的言辞很尖刻,攻击异端不留余地,将“草书之人”,谓为“伎艺之细者耳”,首倡书法是“小道”的高论。说到书法的功用,他很明确。他指出草书之不足为大用的几点是:
    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博士不以此讲试,四
科不以此求备,征聘不问此意,考绩不课此字。善既不达于政,而拙无损于治,推斯言之,岂不细哉?
    这里,丝毫不谈艺术二字,是极实用的主张。写好写坏都无益无损于政治的宏旨,这还不是“雕虫小技”吗?
    赵壹这种观点,对后代的影响,不可小视。直到康有为,仍认为书法是“小道”,只有学得极好了,才可通“大道”。赵壹极尽讥嘲之能事,他挖苦沉溺于草书的人,就像低下头去捉虱子而看不见天一样:“俯而们虱,不暇见天。天地至大而不见者,方锐精于蛆虱,乃不暇焉。”
    从《非草书》中已可看出,学习崔缓、杜度、张芝草书,在当时风气已盛。那么,赵壹之“非草书”,颇有点“传统派”对“创新派”责难之意。这种非难,是站在文字学、站在“圣道”立场上,用实用观去指责一种不守陈法的新事物。
    汉代本少严格意义上的书论专著,在仅有的少数文章中,就有一篇这样壁垒森严的学派性大作,真是难得,也很有意思。
    汉代专论不多的原因有二:其一,书法作为一门艺术,在当时尚未为人普遍意识到,故从文字学角度言者有之,从实用角度言者有之(如有关律令),而用艺术眼光来看的则少。其二,散佚较多,如崔缓撰三卷《飞龙篇·篆草势》《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存其目,至《宋史·艺文志》已不著录,蔡邕撰《圣草章》一卷,《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存其目。张芝撰《笔心论》,侯康《补后汉书,艺文志》引《书势论》云:“芝见蔡邕作《笔势》,遂作《笔心论》五篇。”
    即晋人所作亦有不少伪托,此更见汉人专著之珍了。
    汉人论书较多地是散见于各种典籍中的只言片语,此虽非洋洋宏论,却也可资管窥,以见一斑。
    秦、汉人于笔法尤多论述。卫续僵黔载李斯用笔之法云:
    夫用笔之法,先急回,后疾下,鹰望鹤逝,信之自然,不得重改;送脚如游鱼得水,舞笔如景山兴云,或卷或舒,乍轻乍重,善深思之,此理可见。
张怀瓘邻娜谓程F“益大、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冯武《书法正传》载萧何论笔法之言:
    夫书势法,扰若登阵。变通正在腕前,文武贵于笔下,出没须有侍伏,开阂藉乎阴阳。每欲书字,喻如安营下寨,稳思审之,方可用笔。笔者,心也;墨者,意也;书者,营也、力也、通也、塞也、决也,依此遵妙矣。
    对于笔法的留意,是西汉人大异于前代之处。中国书法的技巧论,始萌于秦、汉,奠定于晋、唐。
    技巧理论的始萌,反映了这个时期文士们对书法的看法。不将书法视为技艺,是不可能论述技巧的。书法可以给人带来荣誉,也才有可能使天下人习艺练技。这是书法为社会承认的明证。试比较一下先秦,那时谈修辞技巧、谈乐、谈绘画的便不少,而谈写字技巧的则无。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汉论书的言论,尽管是短札片言,也有重要意义。明确的书学思想,实在是滥筋于汉代,从此以后,论书便渐成风气,至唐、宋,从帝王至文士,罕有不言书者。严格意义上的书学遂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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